既然太后同意了，下面的事儿，应该还不算难办。只是少不得又要和那些保守顽固的家伙们枪剑一番了。

于其，届时将举行禅让大典，邀各国使节到贺。”恭亲王小心地措着词，“总署不知该如何回复，正议着呢。”

“这样吧，叫大起儿，朝会议一下这事好了。”慈禧太后起，“使臣是必须要派的，这一块儿无庸置议，要议的，是去的名，还有人选。”

早在1867年，在讨论修约问题时，总理衙门就这个问题征求过几个主要封疆大吏的意见。绝大多数人主张在皇帝成年以前应回避这个问题。李鸿章认为，与恭亲王接就足以上达天听，直接觐见并不会使外国的外使节们另有所获。至于皇帝成年后的觐见仪礼问题，他主张可以允许外国公使沿用晋见本国国主的礼节。曾国藩则认为，康熙皇帝当年曾经把俄国看成是一个平等的国家，而不是一个下属附庸，所以朝廷也可以把外国公使看成是有平等地位的国家的使臣，使之免予遵守中国的习俗。曾李师徒的建议无疑又遭到了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，他们称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，“绝不可从外国之风俗，变华夏之礼制”。

“今有法兰西国公使呈递国书，言其国主将传位其，届时请诸国使臣到贺，共赴新主加冠之大典。”恭亲王，

“洋人的使节都驻在京城好十年了，派个人去法兰西一趟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这些个书生昧于天下大势，动辄拿什么夷夏大防挟制朝廷，真是可恶！”慈禧太后怒。

“议着？没人去总署闹吧？”慈禧太后冷笑了一声，“我估么着，这两天这折又好多起来了吧？”

“皇太后说的是，总署未将邀函送来，便是怕漏了消息，言官生事。”恭亲王知，“无识书生，若借机群哄，便又是一场大风波。”

虽然外国的外使节1861年时便驻在了北京，但是清们仍然激烈的反对外国公使觐见年幼的同治皇帝。为此恭亲王不得不以半摄政者的资格接见他们，并向他们表示皇帝尚在冲龄，不宜觐见。虽然外国代表们同意他的这看法，即没有理由非要和一个年龄不到20岁的皇帝见面不可，但外国公使们仍然认为，中国皇帝一再推迟觐见是一不友好的行为。

“臣领旨！”

慈安是一位城府很的大智若愚的女。即使把她作为一个政治人来衡量，即使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比较，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。决定朝政大端，慈安优于德，而慈禧优于才。慈安对权力不兴趣，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理。而“慈禧慑于嫡庶之分，亦恂恂不敢失礼”。遇到朝政大事，慈禧不敢擅主张，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。由此可见，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、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办法的。

“回皇太后，臣以为，这使臣该派还是得派的，断不可为了区区虚名，碍了两国好。”恭亲王想了想，答，“只是这使臣去的名，不可说是贺，得换换才成。还有这人选，也需仔细斟酌。”

事实上，清们之所以决反对外国公使觐见，是由于外国人不肯行叩礼，而这是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之为“天下共主”的神圣理论以及古已有之的“纳贡”制格格不的！

恭亲王听着慈禧在那里咆哮，心里明白慈禧太后已经拿定了主意，一颗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。

连外国公使觐见都反对成这个样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个问题也还没有解决，就更不用提派使臣去外国贺了。照他们的理论，天朝上国，遇到这事，都是派使臣去外国宣旨册封，哪有去贺的理？

“六爷觉得，这事儿该怎么办才好？”慈禧太后问。

当众臣齐集勤政殿时，好多人惊讶的发现，不但同治皇帝和恭亲王全在，在帘后面，两皇太后竟然也是全在。

慈禧太后越说越怒，“人家法兰西国主送还国宝，我还想派个人去答谢呢，顺便看看能否涉，将其余的国宝也要回来，他们上折反对，说宁可国宝不要，也不能示弱于法，派个人去涉，怎么叫示弱了？我要修园，他们说没钱，好，不用国库的钱，用海外殷商的报效，他们又说这钱用不得，用了就是以夷变夏！真是岂有此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