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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诸位臣工，哪一位愿为皇上分忧，任这个办理涉事务大臣？”恭亲王问。

大殿之中再次冷场，这一回，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。

之礼而行。此后，在前往英、法、瑞、丹、荷、普、俄等国时，使团一律采用了西方礼节。

又过了许久，还是没有人应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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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禧太后的声音在大殿当中回，翁同龢能觉到帘后面的那两咄咄人的目光扫向众臣，不由自主的和大家一低下了。仿佛谁要是一抬，就会被太后了名要去当这个劳什使臣一样。

事实上蒲安臣使团使取得的成果很大，和国签订的《蒲安臣条约》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。国在条约中保证不涉清廷内政，还涉及保护华侨、自由移民、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。尤为重要的是，国政府在条约签订之后，随即外知悉欧各国，表示国将不承认任何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和态度，并要求国驻欧洲的各国公使协助蒲安臣使团顺利完成此次访。蒲安臣使团随后访问英国，迫使英国政府公开承认武力威胁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欠妥。1869年11月，使团抵达柏林，受到了普鲁士方面“最正式、最壮观的接待”。1870年1月，蒲安臣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举行了正式会晤。会晤的结果，是俾斯麦表态：中国需要一个大的中央政府，使团得到了英等国的广泛支持，而德国需要与这些国家保持良好关系。俾斯麦说：“疆域辽阔、人众多的清帝国需要一个得到尊重、有权威和力量的中央政府。”这既是对清廷统治合法的认可，也是对中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承认。1870年2月，使团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。半个月后，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。2月18日，蒲安臣突然病倒，多方诊治均不见好转。“病势日加，犹日阅新闻纸，以俄国之事为忧。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，而至俄国，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，而又各情形办法非一，恐办法稍差，失颜于中国；措语未当，贻笑于俄人。乃日夜焦急，致病势有加无已。”2月23日，蒲安臣病逝于中国钦差大使任上。清廷对蒲安臣的贡献给予了肯定，并且予以了褒奖。

翁同龢注意到，军机大臣李鸿藻和沈桂芬二人，到现在为止，一直都没有说话。

“赫德在得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即到总理衙门，极力表示赞同。于是就在英侵略分合谋怂恿下，清政府竟委派蒲安臣为“钦派办理中外涉事务大臣”，使各国。……这样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使团。”

“上一次派一个洋人充当我大清的全权使臣，难说这一次还要派洋人去不成？我大清便没人了吗？”

在后世的某特殊、扭曲的历史观下的对蒲安臣及使团的质描述中，蒲安臣是“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，他们竟认为这个国侵略分是‘事和平，能知中外大’，‘遇有中国不便之事，极肯排难解纷’，因而是十分恰当的人选。”

足足沉默了大约有一刻钟，帘后的慈禧太后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：

“此次遣使去法，为的是两国好，然若以贺为名，似有不妥，前番蒲使行，以办理各国中外涉事务大臣为名，此次使，不妨以答谢法主前番送归国宝为名前往，委以办理涉事务大臣之职，既不忤法主诚邀，又可保全国家面。”宝鋆说了自己的建议。

“此议甚好。”帘后面传来了一个威严的女声，“就这么办吧。”

听到宝鋆竟然说这样一个建议，而且得到了皇太后的同意，倭仁、宋晋等保守大臣的脸上都现了忿忿之，但却不敢再发一言。

因为蒲安臣是外国人的缘故，随行历练的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倒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地方。志刚在日记里写“礼从宜，使从俗，亦礼也。”也许是耳濡目染之效，蒲安臣1870年2月病逝后，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、意大利和西班牙，继续使用西方外礼仪鞠躬觐见各国君主、递国书。

宝鋆将这一才过去不久的事例搬来，果然一下便堵住了倭仁和宋晋的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