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们拿着冰冰凉凉的镊，把我的和学窟窿戳来戳去，舒服极了。我抬看着光洁的天板，吊上有明亮的长形嵌灯。看着看着，就呜呜咽咽地哭了来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既是动，也是委屈，又有一还能活，还他妈得活的慨之情。

他们聊得投机。在我的上，还趴着两个扒的护士，一老一少，把我像个件一样赤地翻来翻去。对此我有些不自在，总想把下遮住，但力不从心，使不上劲儿。

我就这么百无聊

警察很快就来了。透过病房门的磨砂窗，我能看到他们相互靠近的影。寒暄过后，便是问话的环节，杨坤还是那一回答，说他是在阿波罗门碰见的我，不认识，从没见过。对，看见的时候就受这么重的伤了。怎么受伤的？不了解，真不知，就单纯路过。去哪儿？去上班，在兴福路北那边小生意。个，给人修电的，修手机，电脑，照相机，监控摄像，什么都会一儿。平时从来不去阿波罗，就偶尔，总共去过两回，跟朋友路过也馋，但消费不起，也就打打台球什么的，舞不会，不搞关系。为什么关门？这怎么知，没相的事儿。

杨坤吧，应该是他，很焦急慌张地说：“我不知啊，我在路上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了。”

从某意义上来讲，杨坤和我是真的同伴。我们之间有作为杀手的默契，有对彼此技术的信赖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救了我，把我从那个可怖的黑房里搬了来。现在还在为了救人一事，接受没完没了的问话，承担着现错漏的风险。我们之间的确是同盟的关系。

杨坤顺着她的话说：“是呀，我也不知。往常我走到那里很害怕的，那门保镖，一个个的，吓死人了，我都不敢抬看。这几天安生多了，才敢从那边儿走，心里还是直突突。”

我们都在蜘蛛的工作，用细细密密的谎言，将孤立片段的现实补起来，编制成一个大的网，来挡住令人恐惧的真相。这样的练习必须每天在脑中行，要达到非常熟练的地步，才能在被提问时，不费思考地脱而。

医生担忧地看了看我，接着问他：“你在哪里看见他的？找个笔记记录一下，方便给他找找家人。”

杨坤用寡妇刀割开了捆在我上的绳和胶布，让我倚在他的背上，将我接了去。

医生注意到了，将杨坤拉到一边去，对他说：“一会儿警察会来录个笔录，还麻烦您多留一会儿，回答一下警察的问题，麻烦了啊。”

杨坤看着特别乖巧，特别好人相：“没问题没问题，这些都是我们普通市民应该的。这样吧，我给您留下我的电话。要是这人醒了找不见亲属，您可以先联系我。我好人到底，有人遇到困难了，能多帮一儿是一儿……”

“不认识啊，大夫，我就一路过的。看他这装扮，是个要饭的吧。”他回过对我笑了一下。

杨坤回答：“在永庆路的阿波罗迪斯科那边，我路过那里，”他比划了一下，“就见到个人躺在地上。”

突然间我对来问话的警察到可悲，从杨坤那里他们一定是问不什么来了。和我一样，杨坤肯定每天晚上也在脑里行这样的训练。

一着脓的破木。

“你不认识？”

在我已经放弃所有希望，心中不再祈祷任何好事的时候，地下室有人走了来。他转动钥匙，亮了房间里的灯——

“小伙儿你人很好啊，见义勇为，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了！”医生很动地夸奖了他。

这之后提问还行了一刻钟左右，但反反复复，总归是时间，地，人相关的问题。你为什么某日的某时某刻在阿波罗门，为什么把人带到医院来，怎么不叫救护车，等等。

在令人安心的昏迷之后，一个尖叫声将我叫醒：“我的个老天，这病人怎么被折磨成这个样？”

医生又看了看我，眉怜悯地皱在一起，叹了气：“唉，阿波罗，那地方得很，经常醉酒斗殴，我们医院里都接了不少这样的病人了。不过那地方不是前几天关门了吗？我看里面的二全都跑了，竟然都不营业了，也不知怎么个事情。”

我独自躺在病房里，透过窗，可以看到左面是一座小公园，里面有沙地的广场，小孩的嬉闹声从那边传来。与这些乐的声音杂着的，是杨坤接受审问的声音。他镇定、积极，语气中又有老实的作态，讲的故事令人信服。

氧气罩盖在我的脸上，护士正在剥我的衣服，我像一个血淋淋的果，分不果和果，无论如何他们也不好下手。